4月30日的《中华读书报》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——《期待中国经济学专著的黄钟大吕》，这个问题非常值得重视，中国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专著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经济学界开始借助西方经济学来研究和解决国内经济问题，成效不少。遗憾的是有些人过于沉迷于西方经济学里的一些理论和概念，他们就不敢有异议；甚至不论其是否切合国情，盲目套用。发达国家提出“后工业社会”、“知识经济”、“第三产业”等理论，他们也跟着喊口号，以至于出现了“过剩论”、“扩大内需论”等一些脱离国情、收效甚微的庸人浅见。经济学界普遍缺乏独立思想体系，不能提出基于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机制而促进其良性循环的治本之策，只好请凯恩斯帮忙。他们只能称为“学家”即“学习的专家”。当然不否认他们也有很多适于具体领域的高见，但正如何清涟所说，“主要是思想史意义上的，而不会是学术史意义上的”，难以形成体系，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，只是经济谋士而非经济学家。请看现在大学的主要经济学教材，就是百分之百的西方经济学，没有中国人的名字，都是编译的成果。然而编译的水平也不高，充满了洋腔洋调，读之不顺，令人费解。这些编译之作还能够被评为国家优秀教材？有些大学乐于采用外文原版教材并以此自豪，难道国内经济学界既无独创，就连编译也不擅长？
以前国内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现在似乎失宠，但理论界仍然比较重视，可惜这方面国内也没有什么创新。以大学教材来说，新近出版的为数不少，都宣称自己作了大量改进，只有翻开书才知道是大同小异，少有新意。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，前者看是照搬《资本论》，后者是中国经济概论。细读这些教材，发现都是文不对题，最起码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旨。多年前就听说这门学科要改革了，为何至今不见动静。国内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和经验胜于西方经济学，但现在都是西方人在统治。
国产巨著未能问世，未必就是因为研究时间短和市场经济的不完善，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勇于创新、善于创新。理论界一提到创新，就和科技挂钩，其实创新是一种精神，放之四海而皆准，社会科学也要创新，尤其是经济学，因为经济学的应用性和特殊性很强，近于技术学科，但又不像科技那样具有统一的标准。把外来理论奉若神明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是创新的大碍。创新的关键又在于经济学家，尤其是青年经济学家，站在西方人的肩膀上，求是务实，努力创新，应该有所作为。如果满足于编写一些依靠广泛资料和零星观点堆砌起来的大作，以成为讲学明星为荣，就只能是二流了。
不过也有例外。西方经济学、政治经济学、国民经济学在西方历史上被称为同一学科，但现在流行的专著表明它们并非如此。国内在这方面还是有创新的，就是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主编的《国民经济学》，它从横切面来研究国民经济，是国内惟一可与西方经济学并立的专著，只是时隔多年，情况大变，新世纪还需要新版本。
